“要不，還是賣了吧。”在那個寒意刺骨的夜晚，妻子對輾轉難眠的唐數說。她知道，他心里記掛著停業的電影院，這是一家總有3個影廳的小影院，是6年前唐數大學畢業回到五線城市的家鄉后一手打造的。

　　“剛開業的時候行情一般，不久后‘在線選座’流行起來，電影市場一下子火了起來，影院經營三年后就收回了成本。”時隔數月后，唐數在向《證券日報》記者回憶這件事時非常感慨，如果沒有突然停業，僅2020年春節檔的收入可能就能凈賺30余萬元，但當時開業的時間遙遙無期，房租、人工、庫存商品，一個月近20萬元的成本像是山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。

　　今年4月初，唐數將這家電影院以150萬元的價格，整體轉讓給朋友的朋友。“這個價格像是在割肉。”他說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在江蘇省南通市等地擁有10余家電影院的繆先生境遇就好得太多。今年5月初，他將其中一家“星馳未來影城曲塘店”在阿里拍賣上掛牌出售，以期緩解資金壓力。5月8日，國務院對密閉娛樂場所的指導意見讓大家看到了希望，在員工集資共同努力下，星馳未來影城曲塘店在阿里拍賣掛牌十天后，繆先生撤回了拍賣申請。

　　他們是無數中小影院股東的縮影，在過去半年的時間里，影投人經歷了從業以來最大的考驗，有的撐不住退出舞臺，更多的人還是掙扎著努力堅持。

　　當疫情好轉希望來臨時，那些堅持下來中小影院股東才發現，行業巨頭在逆境中飛速擴張，流媒體虎視眈眈，8月31日，B站投資徐崢、寧浩等導演持股的歡喜傳媒，拿到該公司既有影視作品及新作的獨家外部播放權。同時，電影宣發窗口期縮短趨勢明確。

　　院網之爭2.0版已經展開，生存之戰才剛剛開始。

　　生死危亡

　　收到電影院開業的新聞推送時，陳華正在送外賣，他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適應從檢票員到外賣小哥的身份轉變。“春節前夕店里（影院）停業，10天后經理當機立斷跟我們談話，要么自動離職，要么拿最低薪酬干點周邊工作等待開業。”陳華告訴記者，自己在糾結了幾天后決定離職，“最低薪酬養不起孩子。”

　　沒想到節后工作格外難找，“原本不想送外賣，一方面覺得外賣員不夠體面，另一方面擔心自己吃不了苦。”生活沒有給陳華太多選擇的機會，半個月后，他成為了一名騎手。

　　“送外賣比檢票員掙得多得多。”說到這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　　但是陳華還是想回到影院去，“是真的愛電影，看到《八佰》上映的新聞時，我激動都快跳起來了，已經計劃回去上班了，但是聯系經理后得到等待的通知，雖然影城開業了，但是客流量遠不及去年同期，所需工作人員也相應減少了。但我離回到熟悉的日子又近了一步。”陳華說。

　　電影院停業，工作人員可以再找一份新工作，股東則是實打實的虧損。如果不是因為停業期間現金流緊張，繆先生絕不會想到要拍賣電影院。

　　這家電影院建筑面積約660平方米，在鎮中心，設有3個影廳，一共有331個座位。2019年全年票房收入為160萬元，其他收入為20萬元左右，剩余租賃期是7年，每年租金25萬元，起拍價僅為80萬元。

　　事實上，星馳未來影城曲塘店成立近3年，目前已經收回成本（投資成本約為250萬元）。

　　像繆先生一樣，在艱難時刻作出“減負”的影院股東并不在少數。

　　2019年底，全國院線影院達到12408家，其中有13%的影院在2020年上半年經歷了變革。天眼查數據顯示，2020年上半年，有1673家影院企業變更法人，同比增加40%；有1917家影院企業有過股東、股權變更行為，同比增加了62%。具體到單月數據來看，法人、股權變更行為高發期為第二季度（3月份-6月份）期間。

　　一位大型連鎖院線董事長在接受《證券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上半年電影院沒有“潮水”，只有“洪水”。

　　巨頭逆勢擴張

　　重創之下，院線龍頭開始逆勢擴張。

　　上海電影宣布出資8000萬元，以40%的持股比例參與投資設立上影資產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，將通過并購、增資、參股等形式對長三角及周邊區域內的影院進行投資與整合。

　　萬達電影定增預案獲批，募集資金中的30.45億元用于新建影院項目，擬在未來兩年內新建電影院162家，投資總額為31.45億元。在披露定增預案后的10個交易日里，萬達電影股價漲幅達16%。

　　此外，金逸影視擬于今年新增25家影城，橫店影視則計劃新增影院60家。

　　而截至2019年底，萬達院線、大地院線、金逸珠江、橫店院線分別擁有影院數量為663家、1130家、425家、462家。可以說，市場排名前十院線紛紛下場，大手筆抄底。

　　艾媒咨詢CEO張毅告訴《證券日報》記者，受疫情影響，上半年院線收入慘淡，未來行業倒閉潮、洗牌趨勢已定，機會與風險并存，能堅持下去并及時擴張的院線將會有更廣闊的市場空間。

　　現在是行業整合的好時機，價格和市場環境處于低位，有想法的上市公司已經行動起來了，上述連鎖院線董事長表示。

　　繆先生也收到了某院線巨頭的收購邀約，“我沒同意，堅持下來就能看見希望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過去幾年中國銀幕數量增速過快，影院單屏幕產出已經出現明顯下滑趨勢。2019年，全國新增影院1453家，增幅13.26%，影院總數達到12408家；新增銀幕9708塊，增幅16.16%，全國銀幕總數達到69787塊。然而，銀幕數量增速（11.23%）高于票房收入增速（5.64%），國內票房與觀影人次增速明顯沒有跟上銀幕數量增幅，單銀幕票房產出跌幅達5.02%。

　　產能過剩，影院資源向龍頭靠攏，未來留在這個舞臺的玩家是連鎖巨頭。而當影院集中度提升后，便是話語權之爭。

　　2016年，華誼兄弟出品電影《我不是潘金蓮》上映，首映票房表現不佳，導演馮小剛曾公開喊話王健林，質疑萬達院線因公司恩怨，刻意打壓其排片率（該片在萬達院線排片率為10.7%，遠低于全國40%的平均值）。

　　通過并購盡量擴大市占率進而提高議價能力，只有集中度夠高才有話語權。上述連鎖院線董事長向《證券日報》記者表示，院線手里掌握著排片權，是平衡市場的關鍵手段，一旦某家院線市占率過高，最直接的后果是該院線的決定將影響未來電影票房比例。“如果有幾部大片在關鍵檔期同時上映，自家參投的電影在排片上多傾斜一些也是常情。”

　　對于中小影院來說，巨頭擴張引發最直接的后果是逐漸喪失話語權。而令其更為擔憂的是，流媒體也在一步步侵蝕他們的生存空間。

　　院網之爭升級

　　此次疫情期間，很多人意識到，離開電影院生活也沒有受到影響。“電影院是否還是剛需，流媒體能否代替影院”的討論卷土重來。

　　今年8月初，上半年巨虧的好萊塢巨頭迪士尼決定，影視巨制《花木蘭》將放棄院線，改為在流媒體平臺Disney+上映。盡管迪士尼CEO鮑勃·察佩克強調，《花木蘭》上線流媒體只是一次性選擇，并不代表播放模式的整體轉變。但仍然無法阻擋一位法國獨立影院的老板，憤怒地將《花木蘭》宣傳物料砸毀。

　　唐數非常理解這位法國影院老板，“《花木蘭》的宣傳物料已經在影院擺放出來了，線下宣發大概也都做了，片方突然撤銷放映，對目前脆弱的影院來說是一次心理沖擊。就像是一起戰斗的戰友，突然丟下你說‘不打仗了，準備回家繼承家產’，這感覺糟透了。”

　　唐數是體會過這種感覺的，今年1月23日（農歷臘月二十九），春節檔電影集體撤檔后，《囧媽》片方歡喜傳媒迅速尋求突破口。次日，便以字節跳動將向歡喜傳媒子公司最少支付6.3億元作為基礎，雙方深入戰略合作，《囧媽》因此于農歷大年初一登陸抖音、西瓜視頻、今日頭條、歡喜首映等流媒體平臺，免費放映。

　　消息宣布當日，歡喜傳媒股價暴漲43%。而《囧媽》上線三日后總播放量超過6億，總觀看人次1.8億。歡喜傳媒、字節跳動可謂雙贏。

　　字節跳動對優質內容毫不吝嗇，彼時業內紛傳，頭條系同時在溝通其他幾部春節檔影片。《唐探3》的主控方，萬達電影總裁曾茂軍明確表態，該片會先登陸院線上映。

　　事實上，歡喜傳媒的行為激起影院的強烈反彈。包括萬達、大地等在內的多達23條院線聯合向國家電影局市場處提交《關于提請主管部門規范電影窗口期的緊急請示》，認為《囧媽》此舉擊破“現行的電影公映窗口期，對于影視營收和行業多年來培養的付費模式相左，是對現行中國電影產業及發行機制的踐踏和蓄意破壞，會起到破壞性的帶頭作用”。

　　在8月中旬面對新京報的采訪中，徐崢回應稱：“《囧媽》上線只是這一部電影的決定，不可能把電影產業改變，也不可能把院線搞垮。”

　　“只是一次”的論調與迪士尼CEO鮑勃·察佩克的說法如出一轍。但這不妨礙徐崢持股的歡喜傳媒仍然拿了B站5.13億港元投資款，并與B站達成戰略合作。

　　這令很多院線經理擔心，北京地區一家連鎖院線的影院經理表示：“歡喜傳媒曾出品過《我不是藥神》、《瘋狂的外星人》，可以說是票房的保證。如果他們未來在發行渠道方面傾向于流媒體，那么將是電影院的一大損失。”

　　而可以明確的是，院線電影的窗口期正在縮減。窗口期是好萊塢為實現版權利益最大化提出的概念，一部電影在影院結束放映后通常有3個月到6個月的時間進入DVD制作、網絡平臺，以保證院線的利益。

　　這條全球電影人默認的規則正在被打破。北美方面，8月初，環球影業與全美第一大院線AMC達成一致：打破之前業內約定俗成的3個月院線窗口期政策，允許環球影業及其旗下公司的電影在院線上映17天后（首周3天+兩個自然周），就可以在網絡上線走高端付費點播(PVOD)，而AMC則可以從點播費用中分得大概10%的利潤。

　　國內市場上，7月31日在中國上映的彩條屋動畫《妙先生》，已于8月7日正式登陸愛奇藝和騰訊視頻進行付費點播，該片的院線窗口期壓縮到僅有7天。

　　“當下窗口期越來越短，有的幾乎（院網）同步”，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、阿里影業總裁李捷在接受《證券日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，“這并非什么‘洪水猛獸’，我認為網絡電影與院線電影呈正相關，前者做的越好，后者才會拍的越好。”（記者 謝若琳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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